一張床、兩把椅子、一個桌子，曾經紅火的農家院由于門檻低、復制性強、競爭激烈逐漸邊緣化乃至冷落。尤其是年輕人的消費觀念與以前截然不同，相比農家院的簡單鄉(xiāng)村體驗，民宿從內部裝飾、家居用品到外部環(huán)境、景觀設計都有所提升，更受年輕消費者的青睞。樂不起來的“農家樂”該如何轉型？針對民俗旅游的業(yè)態(tài)發(fā)展，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回應，相關政策有望近期出臺。

　　不知不覺間，紅火了十多年的農家院正在京郊一些村莊慢慢消失，堅持經營的，也多生意慘淡。近幾年，太多經營農家院的村民因為生意冷清、競爭激烈，加之自己上了歲數(shù)，關掉了“農家樂”，還有人則直接去新開的民宿打工了。

　　7月中旬，記者走訪了北京懷柔、延慶、房山等區(qū)的12個依山傍水、環(huán)境清幽的村莊，由于消費觀念和習慣的改變，傳統(tǒng)的農家院逐漸邊緣化乃至消失，短短幾年即被中民宿所取代。可是，民宿的高門檻，把多數(shù)農家院的經營者拒之門外。在這場產業(yè)升級的追逐中，經營農家樂的農民們將何去何從值得關注。

　　很多處在半歇業(yè)狀態(tài)

　　今年，56歲的楊全霞收獲了一份全新的職業(yè)體驗——民宿管家，“游客在網上下單后，就過來住，接待、清潔、退房等工作全是我一個人。”

　　楊全霞是懷柔區(qū)渤海鎮(zhèn)葦?shù)甏逋辽灵L的農民，她告訴記者，這兩年外面來了不少商，在村里租賃當?shù)卮迕裾?，有些就是之前的農家樂，然后改建成民宿，光葦?shù)甏寰陀?個。

　　葦?shù)晔蔷┙嫉湫偷纳酱?，過去經濟來源主要依靠四周山上的栗子樹。旅游業(yè)興起以后，由于這里是去往慕田峪長城的必經之地，距慕田峪5公里，優(yōu)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來自各地的商，過去十幾年間，他們在村里建起十幾個度假村和飯店。

　　當?shù)卮迕褚布娂娫谧约以鹤咏洜I起農家院，招待游客。楊全霞介紹，她家在2004年開起農家院。“前幾年生意非常，我家10來間客房幾乎都能住滿，每天我還要做十來桌飯。”

　　“差不多2011、2012年以后，來農家院的客人就慢慢少了，今年我干脆就不做了。”楊全霞介紹，不止她家，村里之前的幾十家農家院，現(xiàn)在都處在半歇業(yè)狀態(tài)，“零零散散地來那么幾個人，還不夠折騰的。”

　　“這幾年客人確實呈下降趨勢。”懷柔區(qū)六渡河村農家院店主樊麗萍說，六渡河依山傍水，是附近較早接待游客的村子。由于靠近主路，穿村而過的懷沙河又經過樊麗萍家的門前，她告訴記者，在村里她家的生意“還算可以”。

　　“如今好多農家院因為生意不好都關了，有人把院子租出去，然后出去打工。”樊麗萍介紹，“我們也主要靠周末這兩天，平時人也不多，而且只在旺季做半年。”

　　年輕人更多選擇民宿

　　面對記者“游客都去哪兒住了”的疑問，楊全霞和樊麗萍均表示，住農家院的客人還有，但主力的年輕消費者都去了更為的民宿。

　　自家農家院停止營業(yè)后，楊全霞就到隔壁的民宿當起了“民宿管家”。在她的帶領下，記者參觀了這家簡約時尚的民宿。

　　“這種民宿都是請設計師重新設計改造的，比起我們原來農家樂了很多。通過全新的設計，住客不僅住得更舒適了，還能欣賞到周邊的山景。”楊全霞說。

　　服務水平提升了，價格自然也就高了。“之前農家院一間客房每天100塊錢，這家民宿一間客房每天798元。這個小院有8間客房，包下這個小院一晚，需要4300元。”

　　“北京現(xiàn)在的年輕人收入高，消費觀念也不一樣了，這樣的民宿住得舒適，哪怕貴一點，他們也不再選擇便宜的農家院了。”楊全霞深有體會地說。

　　“以前我們自己住哪兒都行，但現(xiàn)在家庭出游，就想住得舒服一點。”“80后”游客王國興介紹，這次他和朋友兩家人租下了一處有3間客房的小院。

　　游客黃燕、劉煉和王肅是金融公司的同事，他們這次住的小院有3間客房、價格3980元/晚。“周末三家人約好一起來郊區(qū)旅游，郊區(qū)的環(huán)境非常好，能讓人放松。”王肅說道。

　　性格開朗的黃燕告訴記者，“沒想到廚房這么大，老板連調料都準備好了，本來沒打算做飯的我們也做起了飯。”

　　“小朋友來了也很開心，這里不光有玩具，院子里還有個游泳池。”一旁正在收拾玩具的劉煉說，“人均600塊錢，性價比很高。”

　　十年前，很多北京人周末出游，看的是景，住宿講究的是干凈實惠，質樸的“農家樂”足以滿足這個要求。而當“80后”普遍為人父母后，這一代人的“親子游”觀念似乎截然不同了。

　　低門檻引發(fā)激烈競爭

　　“一張床、兩把椅子、一個桌子，做頓飯。”在民宿老板徐興建看來，農家院的進入門檻太低。而這種低門檻，固然為產業(yè)的“復制粘貼”提供了便利，衰落在所難免。

　　在以豆腐宴、火盆鍋聞名的延慶區(qū)柳溝村，進了村便能看到十多個矗立在路旁的指示牌，上面寫著農家院編號、字號及電話等信息，大編號已排到168號院。

　　在柳溝，閆和花的名字可謂家喻戶曉，中央電視臺、北京電視臺等媒體都曾報道過她以農家院帶領群眾致富的故事。58歲的閆和花告訴記者，2003年政府扶持柳溝搞農家院，當時領到營業(yè)執(zhí)照的有13家，但實際營業(yè)的只有她家和另外一家。

　　“后來幾年，村里陸續(xù)都開起來了，不光我們村，其他地方都開起來了。農家院多了，競爭就大了，有些農家院為了節(jié)約成本，降低了服務質量。”據(jù)閆和花介紹，目前柳溝的農家院數(shù)量大概在100家出頭，與鼎盛期相比，已減少了“差不多三分之一”。

　　農家院的競爭激烈到了什么程度？“現(xiàn)在家家都去公車站、停車場等人多的地兒拉客人，拉得慢了，事先預訂的客人都能被別家?guī)芰恕?rdquo; 閆和花說，“本來村里集中開是有一定集聚品牌的效應，有個四五十家就可以了，但現(xiàn)在也太多了。”

　　柳溝67歲的張春榮就因為競爭太大，又年紀大了，在2015年關閉了自家的農家院。“我從2006年開始開，干了近10年，好的時候，一年能賺個五六萬。后來農家院開得太多了，競爭壓力太大，賺不了多少錢，我們年紀也大了，就關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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